民族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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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英烈应被永远铭记!

呐喊与战斗的一生——李竹如传略

更新时间:2022-07-01 12:13:12点击:

呐喊与战斗的一生

——李竹如传略

常宗 康民

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日,李竹如同志在鲁中对崮峪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的消息,给山东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悲痛。第二年的五月四日,山东各界举行了追悼大会。山东《大众日报》在头版发表了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的《纪念李竹如同志,开展山东民主文化工作》的悼文。延安《解放日报》刊登了追悼大会的消息。竹如同志故乡的父老,为失去这样一个优秀的儿子而伤心。每到清明时节,人们都为他扫墓,祭奠忠魂。

在山东,李竹如同志是老一辈的革命家。在战争年代没有时间为牺牲的同志写历史,现在提起笔来,已经无法再现他一生中的许多生动曲折的生活细节。然而从一些熟识他的老同志的介绍中,以及东鳞西爪的一些历史记载中,仍然可以看到他身上最主要的东西——革命英雄主义——一种坚信在中国大地上能够实现没有压迫、没有剥削制度的革命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。

一九〇五年一月五日,李竹如生于山东省利津县。他是一个遗腹子,守寡的母亲苦撑着把他养大。他在家乡读了小学,取名贻萼,字世华。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五年他在惠民第四中学读完初中。这时,王尽美、邓恩铭等同志在山东各地宣传马克思主义,建立党组织,在惠民也有党的活动,李竹如在这里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。他回家度假时,白天在家读书、剪报;夜晚,村里的学生到家里听他读报,讲天下大事,讲古老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前途。一种反帝、反封建、反对旧礼教的新思想,如同黄河的春潮汹涌在青年们的脑际。

有一年过春节时,李竹如在他家的门上贴了一副对联,写的是:

打倒封建地主,

取消苛捐杂税!

这副对联震动了这偏远的寒村。屋前挤满了来看的人。害怕招惹是非的母亲,忙把对联揭了下来,但它所表现的革命思想却已深刻地印在贫苦农民的心中了。

一九二五年夏,李竹如在惠民四中毕业,到南京东南大学(中央大学前身)附中读高中。后来,他从南京来到济南,进了正谊中学。

一九二七年春,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,千万革命战士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,一些不坚定的革命者离开了党的队伍。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中,李竹如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和正谊中学的进步青年朋友,集资办了一个油印的《竞进》周报,从而开始了作为一个革命宣传家的生涯。多少学生从那张小报上受到先进思想的教育。

一九二八年“五三”惨案发生时,李竹如目睹日军在济南残杀中国军民,横施奸淫掳掠,他怀着无限的悲愤离开了济南,回到家乡利津。这时,日本人占着济南,军阀张宗昌已经逃走,而蒋介石的军队尚未接收山东。山东的一些偏远县城一时成为空白地带。李竹如利用这个机会,在利津发动群众,宣传抗日救国,并针对县财政局长纪鹅元的恶行,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及大恶的口号。他团结了一批革命青年,经常聚集在县城文庙的东厢房里开会,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在利津兴起。但是时隔不久,随着国民党军队进入山东,追随蒋介石的反动势力也在利津掌了权。他们镇压进步人士,到处抓人。在反动派的捕人名单上,李竹如被列在头几名中。幸亏几位乡亲用绳子将他从城墙上吊下城外,才免遭祸害。他跑到青城,想在那里继续活动,因呆不下去,不得不再次到南京,考进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政治系读书。

在李竹如同志的遗物里,有他生前的十几篇日记,大多是一九二九年在中央大学时写的。这些日记展示了二十四岁的李竹如同志的心灵世界。他在那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日记里写道:“我现在明白人的虚伪,人的残酷,人的刻薄,都是在这种不良的社会制度下养成。……我要叫天真的儿女们都不受一切障碍,活泼泼地表现出一颗真心。我要把妨碍社会的丑恶肃清,叫社会美化!”

他追求着真善美,而那个社会制度却造成了假恶丑。于是,他向旧的社会制度宣战。他并开始锻炼身体,积蓄力量。他在六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写道:“我以后要特别对身体注意,没有强健的身体是没有强健的精神的,更不能担当宇宙。”

他在这里说的“宇宙”,实际上是指一种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。这种使命并没写在大学的课程里,而写在中国历史黑暗的一页上。他在八月一日的日记里写道:“我因为浴妹(即后来李竹如同志的妻子季华同志,原名季浴华。一九二九年夏天,季华毕业于山东二师,后进了中大美术系)谈到济南惨案的事情,感到社会是这样黑暗,人类是这样野蛮,所谓自由、恋爱、平等……只是富者阶级才能享到,久冷的热血顿觉沸腾!”

李竹如同志过的是穷学生生活,家里寄来的钱很少,他不得不靠写稿子赚一点稿费维持生活。他的一件皮袄,进过几次当铺。他脚上的袜子常常露着趾头。皮鞋底磨透了,他铺上厚厚的报纸继续穿。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,也就更容易理解和关注那些生活在饥寒交迫中的人们。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八日,南京下了一场三十年未曾有过的大雪,他踏雪去鸡鸣寺看雪景。回来后,他在日记里记下的,是在那银装素裹的美丽景色下,听到的被寒冷所迫的小儿的哭声。他还在饥肠辘辘的日子里,去了解比自己更苦的黄包车夫的生活,写了题为《车夫》的小说。

李竹如并不满意大学里所教、所学的东西。他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里写道:“今天上了几课实在不感兴趣……从前说中国的教授是贩子,现在中大的教授连贩也贩不完全。所讲的不但没有深刻的见解,清楚的认识,连明白二字都做不到。……下午缺了几课,并不是不上,实在没有丝毫兴趣,像这样呆坐在课堂上,还不如自己多读点书。”

在这期间,他确实读了不少书。同时,他一面攻读,一面从事革命活动。

一九三一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,全国各城市学生请愿、罢课、示威等抗日爱国活动风起云涌。李竹如积极投入这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,并曾担任中央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。党支部的会议有时就在他居住的那间校外平房中举行。

中央大学和南京各学校的学生,与从北平、上海、天津等地前来请愿的大批学生携起手来,涌向军警林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,冲进戒备森严的南京卫戍司令部,捣毁了诬蔑抗日救亡运动的《中央日报》馆。南京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,对群众的爱国活动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政策,勒令中央大学停课,提前放假。在李竹如回山东过春节尚未返校时,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,市委负责人和中大的几位党员相继被捕。李竹如无法返回南京,只好暂时到山东省立济南第一乡村师范任教。

那时,山东有八个省立乡村师范学校,分布全省南北。设在济南以北平原县的,是第五乡村师范学校。当时在乡师读书的,大都是贫苦农家子弟。后来李竹如到了五乡师,改名李一凡。他与在这里任教的共产党员马霄鹏一起,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,宣传抗日救亡,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。李竹如同志把课堂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讲坛和宣传抗日救国的阵地。他还多次组织师生排演富有革命内容的戏剧,如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,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侵略者扶植下,在长春登极当了伪满傀儡皇帝后,李竹如同志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略全中国的野心,自己编写了讽刺剧《大登殿》,组织师生演出。他不仅是编剧和导演,而且亲自扮演剧中的角色。有一位同志,把当年他们演出《大登殿》的剧照,一直保存到今天。

平原五乡师一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,跟李竹如和马霄鹏同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。他们有的在五乡师读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,有的在抗战一开始即参加了革命队伍。至今有的同志还清楚地记得,当年他们如何在李竹如家中秘密集会,如何在城西南角的松林里、城北关外的土岭上过组织生活,李竹如同志如何给大家讲中国革命的前景。

一九三四年李竹如同志在平原五乡师站住脚跟以后,又在济南同友人创办了《新亚日报》。《新亚日报》创办之初,确曾是大众的喉舌。社长是个国民党员,而实际办报的,却是李竹如同志和原来正谊中学的一些同学。李竹如同志在教课以外,还担负了报纸的编辑,成为该报的撰稿人,因此经常往返于济南、平原之间。后来他放弃教书,专门去办报,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,利用这份报纸为人民说话,有时不得不用迂回曲折的方式作战。例如,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御用报刊的欺骗宣传,他在一篇题为《怎样读杂志》的连载文章中提醒读者:“我们读杂志时要不受它的迷惑,必须持批评分析的态度……只要常常忘不了事实,拿事实来和杂志上所说的相印证,一切的欺骗便不攻自破了。”也有的时候,他在报上进行较为公开的宣传。例如,一九三五年美国和日本政府为第三国际问题向苏联提出抗议后,为了揭穿帝国主义的污蔑,《新亚日报》公开刊载了《第三国际与苏联》一文。

《新亚日报》在读者中的影响越来越大,而报社社长的思想却一天天地反动。社长为把《新亚日报》控制在自己手里,想尽一切办法要把李竹如同志排挤走。他利用报纸赔钱发不出工资,煽动工人向李竹如同志要钱。起初,李竹如同志熬受着生活的艰难,将自己教书所得全部拿出,支撑着局面,后来实在无法支持,只得离开报社。

李竹如离开济南到了北平,一九三六年夏转到上海。他在上海文化界一些朋友的支持下,在法租界萨坡赛路兴业里二十二号租了一间旧式的底层统厢房,办起了一个四开、铅印的《文化报》。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为该报题了报头。李竹如担任报纸的主编。报社工作人员除了一名干事务的雇员之外,都是早年入党的革命知识分子。一个是一九二八年入党的娄凝先,另一个是一九三五年入党的高清远(李光灿),还有一个是朝鲜族的共产党员罗中敏。在北平左联工作过的一九二六年入党的边帅之(边伯明),担任了《文化报》驻北平的通讯员。李竹如同志组织大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出报,他还常常亲自外出采访,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。鲁迅先生逝世后,《文化报》刊载的长篇通讯《鲁迅先生之丧》,就是他亲自采写的。该报还用大量篇幅介绍了鲁迅的生平和著作,每期设专栏介绍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丁玲、靳以等几十位现代进步作家。国民党实行反动的新闻检查,《文化报》经常被迫撤掉部分文稿。该报出版时间虽然不长,但发行面很广,除在上海外,还发行到北平、山东、山西、江苏、河北、河南、陕西等地。山东不少县城的学校都订了这份报纸,曾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。

一九三七年“八·一三”日寇大举进攻上海后,李竹如同志离沪奔赴延安。他几乎没带什么行装,却带了一筒蜡纸、一块钢板和一支刻字铁笔。他把《中共中央宣言》、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油印成传单,沿途散发,教育群众。他步行到蚌埠,在路上把一些知识青年团结到自己身边,还把结伴同行的知识青年变成了一支宣传队,经江苏、安徽、河南进入山西,沿途进行抗日宣传。

当时的山西,烽火连天,烟云滚滚,并且出现了一片奇异景象:国民党军队像潮水似的溃退,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却从陕西东渡黄河,大踏步奔向山西抗日前线,山西成为全国瞩目的战争舞台。李竹如同志进入山西后,在晋东南遇到刘伯承、邓小平带领的一二九师,被留下做民运工作,在和顺县一带发动群众。一九三八年,党又分配他担任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《中国人报》的社长。李竹如同志除亲自审稿、撰稿外,还负责校阅、付印。在大片国土沦陷的岁月,《中国人报》是一面斗争的旗帜,是中国人在强虏面前不低头、不弯腰的象征。

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,《中国人报》社与《新华日报》社的一部分同志合并,出版《新华日报》(华北报),李竹如同志担任副总编辑。同年五月,八路军第一纵队奉命前来山东,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八路军各部队。由于李竹如同志熟悉山东情况,北方局调他到一纵队担任民运部长。五月五日,纵队领导机关从山西太行山麓出发,六月二十九日到达山东沂蒙山区。从此,李竹如同志又回到了山东故乡。

故乡的土地,山川依旧,却满目疮痍。当时的山东,处于三角斗争的复杂局面。日本兵占据了城市和铁路线,挂起了膏药旗。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逃后,蒋介石又委派沈鸿烈为山东省主席,打着抗日的旗号搞反共的勾当。有些地方实力派也在拉山头,扩充自己的势力。在这种情况下,要争取千百万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,齐集在抗日旗帜下,共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,必须靠正确的政策、模范的行动,还要靠深入的动员、组织工作。

在鲁中、鲁南、滨海农村,都留下了李竹如同志的足迹。他吃在群众家,住在群众家。他熟悉农村的道路,熟悉农家的门扉,了解群众的需要和群众的利益。他不满足于一般的宣传鼓动,特别重视具体实际的工作。

一九四〇年是抗日战争中的一个艰难年份,同时也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建设取得辉煌成绩的一个年份。在这一年里,李竹如为建立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做了几项工作,其中一项就是根据中央指示成立宪政促进会。他是山东宪政促进会筹备会的发起人之一,并具体负责筹备工作。二月十日《大众日报》发表了他写的专论:《开展宪政运动的准备工作》。他指出,促成省县参议会的实现,与促成区乡村各级政权彻底民选,应成为宪政运动的一部分。在二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山东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,徐向前、朱瑞、陈光、罗荣桓、郭洪涛、张经武、黎玉、肖华、杨勇、李竹如等同志被选为执委,李竹如还被选为常委。在三月二日的第一次常委会上,他又被选为组织部长。宪政促进会的一些经常性工作,主要由他来抓。

一九四〇年二月,针对当时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党在华北、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行径,李竹如在《大众日报》上发表了题为《普遍召集县区乡参议会,建立宪政基础》的专论。文中讲到,要以参议会为当地最高权力机关,由参议会组织各级政府。毛泽东同志于三月六日代替党中央写了一个党内指示,肯定了在河北、山西、山东等地召集参议会、选举新政权的重要意义。

一九四〇年七月,山东党政军负责人和山东各地区选派的代表共三百余人,举行盛会,复选国大代表,成立山东省参议会,成立山东抗日民主政府——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。李竹如是大会主席团成员,具体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,并在会上作了《战斗中的山东人民》的报告。他当选为山东省参议会参议员和驻会议员,随后又被选为参议会秘书长,负责参议会日常工作。他还当选为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委员和文教组负责人,山东省文化界救亡协会会长和山东各界救国联合会总会常务会员。

李竹如到山东后不久就担任了中共山东分局的宣传部长,并且继续兼管了一段民运部的工作。他主管宣传部以后,特别重视报纸工作,亲自兼任《大众日报》管理委员会主任,还担任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山东分会的理事长。《大众日报》是山东分局的机关报,当时报社工作人员多是年轻人,缺乏经验,李竹如就亲自抓编辑、记者队伍的建设,抓报纸的改进。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的《大众日报》上,登载了李竹如署名的许多文章。李竹如一直保持着抗战前办报的习惯,无论什么时候都亲自执笔写文章。他还亲自主持社论委员会,每周至少发表一篇社论。当时,《大众日报》上的许多重要社论和评论是他亲自撰写的。

他强调宣传工作的计划性、主动性。在日常工作中,除了有总的计划外,每天早上他都交代下面的同志要办几件事,到晚上就检查做得怎么样。他常常参加《大众日报》的社务会议,对各项工作总是抓得很细。他那种认真、严谨的工作作风,给当时在宣传部和报社工作的同志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一九四〇年九月一日,李竹如为纪念“九一”记者节发表了《光荣的历史与光荣的任务》一文。文中强调:历史上从来没有无立场的报纸,也从来没有无立场的新闻记者,新闻记者应站在抗战和进步的立场上,接受党的领导,担负起光荣的时代责任。李竹如不但亲自领导《大众日报》的工作,而且非常关心山东各地的报刊工作。他在分局宣传部中指定专人阅读各地的报纸,了解情况,发现问题,及时指导。

处在游击战争环境下,报社的编辑部和印刷厂得三天两头搬家。李竹如作为管理委员会主任,不仅亲自过问编辑方针、报道计划,而且经常过问报纸的排字、印刷,以及报纸的发行、传递。他常到排字工人中了解情况,工人们反映他工作深入,业务熟悉。当时,延安《解放日报》发行到山东,有时在路上要费时八个月。《大众日报》在山东出版,却要一月后才能送到临沭县小学。李竹如经常为此感到焦心,想方设法改进报纸的发行和传递,甚至连邮递员需要增发雨衣和过河穿的水裤,他都想到了。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终于使报纸比较及时地送到群众手中。

在艰苦的战争年月,李竹如在组织根据地干部学习理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。他要求宣传干部要成为学习的模范,他派干部下去工作时,总是同时交代出发期间的学习任务,要求干部每天坚持两小时学习。李竹如同志在敌人频繁扫荡的艰苦环境中,具体组织并指导干部学习了《联共党史》和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书。为了培养教育干部,山东分局办了党校,李竹如常常去党校和以前的抗大分校讲课。他讲课紧密联系实际,生动活泼,受到大家称赞。

李竹如一向热心团结文化教育界人士一道进行工作。一九四〇年下半年,在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山东文化界救亡协会、山东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、山东文化出版社以及许多剧团、文工团等文艺团体。李竹如同志以山东文化界救亡协会会长的身份,主持审查、通过了战时国民教育实施方案和创办山东公学、整理私塾、扫除文盲等提案。在李竹如的主持下,山东文化界救亡协会曾专门开会座谈战地国民教育问题。《大众日报》连载了李竹如《论战地国民教育》的总结。山东的宣传文教工作,在山东分局宣传部统一领导下,在李竹如同志的努力下,在艰苦的战争岁月,发挥了动员群众、鼓舞群众的有力作用。

在一九四一年冬季敌人大“扫荡”中,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同志不幸牺牲。次年初,李竹如同志被任命为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秘书长,负责政府日常工作。四月间,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委托,到山东视察工作,听取了山东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的汇报,进行了深入的调查。他对抗战四年来山东各项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作了充分肯定。同时,也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,其中很重要的一条,就是没有放手发动群众,实行减租减息。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,山东分局召开了工作会议,由李竹如同志根据调查研究的材料,作了山东农村情况的报告。报告中讲到山东农村过去租佃的四种主要形式,抗战以来租佃关系的变动,以及如何对减租减息进行组织领导。会议作出了关于实行减租减息、改善雇工待遇、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。李竹如同志具体负责实施这一工作,并亲自在滨海地区蹲点。

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,对李竹如同志的这段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后来在追悼文章中指出:“……至(民国)三十一年,在全山东,首先在滨海地区发动的减租减息增资动员组织群众运动,他是主要指导者之一,他的工作,他的奋斗,他对党的贡献,在山东,已成为坚持山东抗战建设中重要部分之一。”黎 玉同志在追悼李竹如同志的悼词中曾说:“李竹如同志直到反‘扫荡’牺牲的前夕,还在做着调查农村生活的工作,他走一村做一村,这种与群众血肉联系的优点,可为大家效法。”

一九四二年秋末冬初,日寇又在山东实行大规模“扫荡”。当时,山东党政军首脑机关都住在滨海,为了缩小目标,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留在原地,省军区和省战工会由滨海向鲁中转移。十一月二日拂晓前,向鲁中转移的机关和部队北过沂水后,突然发现敌情,立即向南撤退。当接近对崮峪时,约早晨八、九点钟,战斗就打响了。我军抢占了对崮峪,八千余敌人从四面包围,将我军压制在东西长约一里、南北不过半里的山头上,并集中火力向我阵地密集扫射、轰击。在这种情况下,从黎玉、王建安、江华等领导同志到军区、政府机关干部,都投入了战斗。李竹如长期做党政工作,不熟悉军事,但他在战斗中表现得沉着、勇敢、毫无畏惧。中午,在战斗的间隙,他还谈笑自若地鼓动大家:坚持到天黑,一定会胜利突围。午后,数倍于我的敌人向我发起一次比一次猛烈的攻击。我方弹药打光,便用刺刀、石头与敌拼杀,连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,一直坚守到黄昏。天黑后我军开始突围,李竹如在翻越山顶上的石墙时,被一颗子弹击中了头部。

李竹如同志牺牲已时过四十年了。他只活了三十七岁,虽是短暂的一生,却是无限充实而丰富的一生。他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所走的革命的、战斗的道路。他为迎接中国的黎明和革命的胜利,贡献了自己的一切。李竹如同志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人民的事业中。